不论是记录婴儿前几周生活的早期研究团队，还是回顾记录和影片的我们，都不能使这些家庭持续的特性平面化。多动的新生儿安静下来，被动、倦怠的婴儿变得活泼、有力，哭闹不停的后来变得快乐友善，原本招人喜欢爱笑的孩子变得易怒，等等。到1岁末和2岁初，婴儿的情绪和行为开始保持下来——其他一切都一样。“其他一切都一样”的警告非常重要。正如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示的那样，尽管生命在早期是最脆弱的，但不请自来的糟糕体验和不可预期的积极影响有力量在任何年龄段改变（bend）人的发展轨迹。如果发展轨迹因创伤或灾难而改变，儿童易于扩展其糟糕体验，甚至自愿将自己再次暴露于造成相同痛苦的境遇中，以努力促使更好的结果。
然而大多数婴儿在其生命最初的12个月中已经形成了他们将会成为什么人的核心意识，这种意识产生于母婴关系的基质。这种母婴关系诞生了儿童的人格，分为三个层面：母婴间分分秒秒互动的微观体态层面；以母亲的情绪和细心照顾为标志的总体层面；以及神经生理层面，在该层面上，婴儿受到的养育方式影响了其神经递质的建立和压力激素的反应，这些再反过来影响其调节情绪的能力。
我们的研究及近年来其他纵向研究都表明，婴儿前几周的智力和情感特质并不预示着他们今后会成为怎样的人；但是到了6～1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能力、情绪反应、好奇心和羞涩常常有可能影响儿童的气质。一般来说，这些特点将延续至以后的生活中。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正如许多个案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生活环境的冲击下，随后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尽管在婴儿快到1岁的时候，活动能力、情绪反应、好奇心和羞涩可能在某些儿童身上显露出遗传的气质，但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可能这是对母婴关系的塑造作用做出的回应。进一步地说，气质是人格的一部分，但对于人如何应对关系、情感、投入日常活动等基础品质而言，气质能揭示的很少，而这正是我们的研究最感兴趣的内容。
最近的研究，沃特斯（Waters，1995）、汉密尔顿（Hamilton，1995）以及明尼苏达州儿童发展项目（Sroufe，1997；Srou fe，Carlson，＆Shulman，1993），都记录了婴儿的早期行为以及与母亲的互动，并从儿童期跟踪研究至青春期，这些研究的结果与布洛迪的研究相似：儿童在1岁到2岁的时候，与其主要养育者在一起的体验和依附的安全性是可测的，强烈预示了童年期行为的重要方面，如建立友谊的能力和上学的能力。事实上，内在安全感可能是人精神和情绪特质最强的指标。信任是不能遗传的，尽管婴儿在生理上倾向于发展信任。经历能够塑造信任，例如施皮茨（Spitz，1965）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发现，离开母亲的婴儿在6～12个月期间表现出不信任和退缩——在陌生情境测试（Ainsworth et al.，1978）中，快1岁的婴儿与母亲短暂分离所展现的不同类型的反应，在行为和情绪上都验证了安全感的内在模型。
考虑到年幼儿童起初的可塑性比较强，在布洛迪的研究中，大多数儿童在6、7岁时已相对完全成形，这是非常惊人的。到孩子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行为、思想、动机和情感模式，这些模式永久地规定着他们的人格。与此相关，艾姆特（Emde，1981）经验主义地描述了7岁左右的儿童是如何开始觉得他与小时候的自己是同一个人。接下来的几年，知识和经历丰富了孩子的人格，择业和伙伴装点了他们的生活。然而，布洛迪的案例研究表明了个体如何以相对分散的方式围绕思维、情感和行动组织相应的自我结构，这种方式在30年中后期更早的25年里就存在了。
这种延续性并不适用于每个人，尽管我们的物种对于特征与功能的逐步进化有许多与生俱来的规则，但是不利的家庭环境和创伤会使情感发展扭曲、受到妨碍，甚至陷入混乱。详细来说，所有儿童在童年早期都有几个基本且高度相关的情感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在相对固定的年龄逐步展开，发展顺序为：
（1）在6～24个月之间，儿童呈现出基本情绪和内心表达，通过与最初的依附对象的关系（通常是母亲），内化了安全感的工作模型。
（2）1～2岁，儿童对自我的表达与对母亲的常规表达区分开来。
（3）2～3岁，儿童努力控制自己的身体，以及与父母和直接环境有关的种种冲动。
（4）3～4岁，出现对异性父母的爱，出现与同性父母的竞争性情感及随后对这些情感的完成——这个过程与学习表达爱、处理攻击和竞争、体验对错和内疚，以及建立心理防御来疏通每种情感密切相关。
（5）人生的前5年，建立了对父母（通常大部分是同性父母）特质的基本认同，包括他们的情绪风格、偏爱的防御机制以及行为习惯。
我们发现，最初的认同以及安全感产生于第一年与母亲的互动。其余的步骤会从与父母的共同体验中展开，也会受到兄弟姐妹或其他养育者和亲戚的影响。家庭中如果没有父亲把儿童从与母亲的排他轨道中拽出来，儿童可能会转向其他人来拓展其体验。与双亲家庭相比，父亲缺失，或者因死亡或离婚导致儿童很小就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单亲家庭给儿童提供了明显不同的情感平衡。在我们研究的家庭中，离婚发生在儿童学龄前之后，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儿童早期父母离异和随后童年期父母离异的冲击有何不同。然而，即使在养育不是很有利的时候，大多数儿童天生的灵活性也会使他们按时得到基本的发展。他们的生活故事表明，早期经历以如下的方式在其人格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增强冲动性、增加焦虑、加重忧伤和愤怒——这一切都是为了处理这些状态而进行的防御性努力。
家庭极其混乱的几个儿童在发展上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甚至在情感上也与预期不同，所以我们不可能在7岁时勾勒出他们成年后的样子。我们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是乌拉（第三章，童年痛苦的内化），一个被动、害羞、笨拙和忧伤的7岁小女孩，“她那受惊的、迷失的灵魂向母亲寻求帮助……仿佛她正把自己蜷成一团，唯恐自己要破碎。”乌拉在年幼时被父母操纵并忽视，发展迟缓，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不成熟、忧郁。她7岁时，父母离婚，乌拉逐渐转型，30岁时成为一名美丽大方、镇定干练的健美师，也是一名有抱负的电影制作人。这一路，她与父亲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青春期时父亲和她一起吸毒，不止一次殴打她，十几岁时她又肆意挥霍财产。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乌拉非常自恋，缺乏稳定的同一性和情感的核心，所以她试图通过扮演角色、赢得吹捧让自己活着并弥补那些缺失。
有些被试的成人之路不尽不同，但仍然是连贯的，他们的人格在7岁时已清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格倾向加剧或减弱了。在7岁时，弗兰克（第二章，童年痛苦的外化）极度不安，充满了愤怒的叛逆。这显示了他内心的空虚，需要产生兴奋以避免抑郁。然而，他也开始用强迫性防御来抑制不安。现在弗兰克已经成年，他的强迫性防御牢牢地压制了他的情感，使他失去了内心生活。他滔滔不绝的演讲、无法留在任何职业道路上，这都是他童年不安的产物。他病态地将攻击转向自己，以心身失调的偏见及潜在的自杀冲动攻击自己。相反，达夫娜（第二章，童年痛苦的外化）在童年时期与弗兰克一样过度活跃，成年后早期的这种倾向减弱了。她继续通过保持忙碌和生动的语言表现力来管理内心的紧张，但她已摆脱了之前那种“风暴随时来袭的感觉”，获得了安宁。她先是通过心理治疗，后来远离了那个“总是处在灾难边缘”的童年时期的家庭，最后嫁给了一个“不像父亲或前夫那样孩子气……而像母亲那样务实但更冷静”的男人。
End.